进商超卖货要交进场费、节假日要交节庆费、超市开张要交新店开业费，甚至连合同续签都要交续签费，除此之外还有开户费、货损费、堆头费、条码费等各种料想不到的费用；从店长、主管到理货员，甚至包括看电梯的老大爷，打理费用一个都不能少，商业贿赂腐败渗透到商超每一个角落……《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调查了解到，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清理整顿大型商超对供应商违规收费，但这种“乱收费”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大型商超对供应商“雁过拔毛”式的乱收费背后，是一些商超在强势地位庇护下的逐利冲动，是缺少相关立法经济处罚太轻的制度环境。更有部分商超为规避打击，将不合理费用包装成符合规定的“促销服务费”或签订“暗合同”，通过瞒天过海之术钻政策空子。不难看出，商超乱收费不仅殃及实体制造业，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流通成本，且导致物价虚高，让消费者变成冤大头。

　　为收费巧立名目供应商“出血”敢怒不敢言

　　目前商超乱收费的覆盖范围广，几乎涉及所有商场、超市、百货店、电器专业店等大型零售企业及其下属门店，违规收费的项目接近30种，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绝大多数供应商均被“雁过拔毛”。

　　李英是北京一家快速消费品供货商公司的副总经理，从业10余年小有成就，但愈发严重的商超乱收费问题成为压在她心头的重担。她告诉记者，我国传统的商业模式是厂家、供货商、超市、消费者，而大型商业超市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主渠道，占据绝对强势地位，从商品进入超市到消费者购买整个流程，几乎每个程序都向供货商收取各类费用。

　　采购是供应商商品进入超市的第一个门槛，需要签署正式合同。以李英公司进入北京一家大型超市为例，合同上约定需要首先交包括进场费、条码费共约100万元。合同上签的是新品费，如果再增加一个品，一个品一个店需要3000元。节庆费每个店需要5000元，一年一般按照6个节日计算；店内还有海报费，一档海报2000元，档期为一周或者两周，全年一般需要5档海报。

　　此外，还有被称为系统费的费用，也就是网费，因为供货商需要用超市的电脑系统对账、看订单，这项费用为全年2000元。同时看，还有新店费，超市如果再开一家新店，供货商需要交5000元到1万元的新店费。北京这家大型超市一般一年开两家新店，体现在合同上的费用就是在100万之外，再加上几万元。由于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签，第二年续签合同需要交1万至3万元的续签费。“这不写到合同里，行业内叫赞助费。”李英说。

　　上海一家代理进口牛奶的贸易公司总经理彭先生告诉记者，在上海一家知名的连锁便利店，货架上一个饮料面的位置每月展示费就要50元，按照800家店计算，两个产品一年就需近100万元，而且是每年都要付钱。

　　“与其说进场费是‘潜规则’，对我们来说就是‘明规则’，只能被动接受，敢怒不敢言。”山东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应商张建新说，超市新店开业、老店装修、店庆等等，都要供应商“出血”。商品上货架销售又要交货架陈列费，交费越多，位置越好，中小供货商毫无议价能力，层层收费“一个都不能少”。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商超乱收费的覆盖范围广，几乎涉及所有商场、超市、百货店、电器专业店等大型零售企业及其下属门店，对违规收费的项目接近30种，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绝大多数供应商被“雁过拔毛”。

　　按照收费的不同环节和层次，商超“乱收费”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可统称为一次性的“进场费”，包括进场费、合同费、开户费；第二类是各种名目的服务管理费，包括节庆费、店庆费、新店开业费、老店翻新费、信息查询费、广告费、海报费、配送费、货损费、导购管理费、陈列费、堆头费、刷卡费等；第三类是随合同期限和新品进入而增加的费用，包括合同续签费、条码费(新品进店费)等。

　　从店长到看电梯老大爷打点费用谁都不能少

　　除了各种不合理收费，供应商的商品获准进入商超后，还要额外“步步打点”，上至店长，下至看电梯的老大爷，都会张口要价，哪一个打点不到都会影响商品销售，也令供应商不堪重负。

　　记者采访发现，在这些商超乱收费名目中，当属进场费和无条件返利两项数额最大，且呈现逐年水涨船高之势。济南市工商联供应商会秘书长韩刚介绍，五年前一家连锁超市的进场费只需四五万元，现在至少要20万元以上，一些人流量大的知名大超市没有六七十万根本进不去。

　　同样，大型商超要求供应商的无条件返利即“返点”也是越来越高。彭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商超的后台扣点一般都在10至15个点左右，而且合同都是一年一签，每年都要谈扣点，年年上涨，做的时间越长合同点数就越高。”

　　除了各种不合理收费，供应商的商品获准进入商超后，还要额外“步步打点”，上至店长，下至看电梯的老大爷，都会张口要价，哪一个打点不到都会影响商品销售，也令供应商不堪重负。

　　李英告诉记者，与超市签署合同后，需要给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平均2万元的打点费。商品进到门店后，给店长的打点费平均每个店3000到5000元；店长之后是主管，或者叫理货员、订货员，平均每人500元，一个店平均有2至3个人；再往下是理货大姐2至3人，每人需要200元左右；货物销售完毕后，负责补单、及时补货的订货组每个店也有2至3人，每人的打点费需要300元左右。即使是门店的财务人员，可以不给现金，但是需要买些礼物，2个人共需约1000元。

　　“每逢中秋、春节等大的节日，必须要给相关负责人红包，不然会有很大麻烦。”李英说，主要是给采购人员和店长，采购最低2000元，店长约2000元。这样算下来，单个店每年的打点费不低于1.5万元。

　　此外，大超市普遍实行内部轮岗制，每一次轮岗，供货商都需要向新任人员打点。即使是管理电梯的老大爷，也要递上几盒烟才行，不然就会说电梯坏了。“一车的货，必须用电梯搬上去，不然就需要等待，加大了物流成本。”李英说。

　　在商超采购人员阶层中，商业贿赂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不给好处的话，进去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好好卖。”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国建一针见血地指出。

　　收费欺软怕硬且内外有别利用“暗合同”钻政策漏洞

　　商超乱收费还呈现“欺软怕硬”和“内外有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国际大品牌和大供应商收费少甚至不收费，对中小品牌和供应商则往往收费翻倍，对商超自营品牌不收费。

　　据顾国建教授介绍，同样是收费，零售商对大供应商和大品牌的待遇，与中小供应商和中小品牌相比差距相当大。大品牌可以拿到诸如提前结款、优先展示等优惠。有些零售商为了让某大品牌进驻，可以免掉进场费，甚至还送柜台装修。到了中小品牌面前，零售商又成了强势一方，种种苛刻的条件让中小品牌和供应商喘不过气来。在有些品类里，国际大品牌与国内小品牌相比，各种收费相差可达到3至4倍。

　　记者在上海、山东等地的多家大型超市和家电卖场采访看到，不论是食品、日用百货还是家电，如今很多商超都推出多款自营品牌，在省去进场费、节庆费等各种费用后，价格上具有不小优势。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对大型商超违规收费的检查力度，一些商超为规避打击，将不合理费用包装成符合规定的“促销服务费”或签订“暗合同”，通过瞒天过海之术钻政策空子。

　　根据《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允许零售商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费用，统称为“促销服务费”。但由于这种促销收费没有具体标准可依，为商超乱收费留下了方便之门。

　　“现在商超收我们的费用都不会签在合同里，合同里只签扣点、物流费用和信息系统使用费用，其他费用谈好后以促销活动费的形式开收据，或直接在货款中扣掉，目的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违规乱收费。”彭经理说。此外，很多零售商为了不给供应商留下证据，给供应商开具的各种收费单据通常都使用简易的“二联单”，并非正规发票，即使供应商举证，也难以查证是否为商超所开。

　　供应商吃哑巴亏消费者成冤大头

　　由于目前我国缺少相关立法，经济处罚缺乏威慑力，同时零供关系严重失衡，导致商超“乱收费”这一难题“久治难愈”。这样不仅压缩了供应商的利润空间，还导致物价虚高，使消费者成为冤大头。

　　李英告诉记者，比如方便面等快消品，在超市一年大约是1到2个百分点的利润，供应商焦头烂额挤进去，但最大的赢家是超市。每年退出超市的供货商比例约有10%至15%，忍受不了就退出。

　　“现在想要超市正常结清货款几乎是白日做梦，压三四个月很正常，拖半年甚至一年也是常有的事。虽然合同中有结款期限约定，但超市总能找到延期付款的理由，比如指责某个单品供货不及时、结款单据不全等，有时甚至连解释都不解释，就让等着。”山东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应商张建新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中国零售研究中心主任陈立平认为，商超设置超长账期并将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向供应商转嫁，导致很多中小供应商不堪重负，生存艰难。

　　“进超市是找死，不进超市是等死”，这种矛盾心态，折射出我国零供关系持续恶化、难以扭转的深层次原因。“零售商开的价码必须认，可交完费又觉得自己很艰难、很委屈。”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齐晓斋说。

　　记者采访发现，在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成本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最后一公里”大幅涨价，已经成为推高物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羊毛出在羊身上”，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件3元的商品加上正常税金、损耗和海报费、节庆费等各种费用，到大超市至少要卖10元才能挣钱，成为商超物价虚高的主要因素。济南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黄庆财说，这些虚高的价格最后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受损害的是买单的老百姓，抑制了居民消费。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国建等专家指出，针对商超乱收费设置的大多是部分规章文件，没有上升至法律层面，对零售商的约束力不足。此外，现行规定对商超乱收费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处罚形同虚设。

　　(本版稿件除署名文章外，均由记者王志、周琳、闫祥岭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