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5·19”，相同的是都有政策，不同的是这次没有行情。

　　5月19日下午，证监会主席肖钢主持召开了一个会，主题是如何落实好“新国九条”。正是在这个会上，证监会明确了今年6月至年底，IPO家数为100家。

　　这个低于预期的节奏安抚了盘内跌破2000点的市场情绪，也令这个点位是政策底变得十分明确。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上证指数不但没有就此向上，反而再次下探至2000点下方。15年前从1000多点历时两年涨到2000多点的牛市行情，现在看来仍遥不可及。

　　根据Wind数据，现在的A股流通市值是1999年5月19日收盘流通市值的35倍，成交量却仅放大了十几倍，行情又能从何而来？《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硬币的另一面是，大盘今年以来先后6个交易日下探2000点，但很快便重返此点位之上。

　　15年过去了，A股的政策市仍在，在政策底明确之后，市场底还远吗？知名财经评论家水皮表示，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宏观调控，对融资者控制数量和节奏很重要，既然政策市仍在，那么就要用好政策，修复市场信心，“证监会选择在‘5·19’开这个会，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15年天翻地覆

　　管理层在2000点附近接连维稳，资本市场“新国九条”、证监会“11条”等蜂拥而至。

　　市场层面表现是，2000点下方并不适宜过多停留。尤其是4月以来，沪指连续3次跌破这一关键支撑位，大多当天击穿当天便能返回，其背后的动力，恰是利好政策的牵引。

　　在A股历史上，“5·19”称得上是个标志性日子。1999年5月19日，不期而至的“井喷”行情引领A股走出一轮长达两年的牛市。

　　15年前的“5·19”当日，沪指全天涨幅达4.64％，从此时点始，在席卷中国的网络科技股热潮的带动下，A股走出了一波凌厉的飙升走势，沪指从1100点之下开始，最高见到2245点，涨幅超过100%。其间涌现出了无数网络新贵，而其中的龙头亿安科技、海虹控股、四川湖山等股价更是被炒到了一个非理性的高度。

　　看似并无征兆的“5·19”行情，实则背后政策是最重要的策动和维护之手。这也让今日的A股投资者，在频出的政策之下满怀憧憬。受惯性做多、牛市赚钱等因素的影响，A股投资者的“5·19”情结就此埋下。

　　当时引发“5·19”行情的主要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等。之后还出台了一些引资金入场的政策，包括当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9月8日，允许“三类企业”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等。

　　相比之下，近日出台的“新国九条”显得更高屋建瓴，包括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实行注册制等，都见证着证券市场15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对本报记者表示：“‘5·19’行情时，2/3的券商都在重组，在治理整顿，那时候君安、申万只有几毛钱，广发是一块二。而现在我们很多龙头券商已经上市了，资本金和行业规模也急速扩大了。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我们的行业还是没有出现一家像高盛这样的公司，券商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和市场发展还是不匹配的。”

　　除了券商行业，整个证券市场的规范性、安全性都提升很大，多年前挪用客户资金的情况彻底杜绝了。

　　但是，对于广大股民来说，行情在这15年间的走势却实在说不上进步。1999年时上市公司是883家，如今是2537家，涨了两倍左右；当时市盈率是30倍，现在市盈率仅是8倍多。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如今的中国资本市场和1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日趋完善，市场化也日益成熟，几乎不太能再出现当年那种‘人造行情’。”

　　10倍撬不动35倍

　　与当年相比，同是利好政策出台，作用于行情的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新国九条”依然没能启动处于2000点政策底的A股行情，截至5月23日，上证综指报收于2033点，沪市成交量萎缩至500亿元左右，投资者观望气氛浓厚。

　　李大霄认为，15年前的政策力度很大，而且当时因为市场小，供求关系受政策的影响很大，所以可以在短期内就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行情；如今，政策的力度也很大，但相比之下市场敏感度下降了，“这意味着15年前出一毛钱利好就可以支撑的行情，现在则要出一块钱利好。”

　　根据Wind数据，1999年5月19日收盘后总市值是2.06万亿元，其中流通A股的市值是5571.01亿元；2014年5月22日收盘后总市值26.82万亿元，其中流通A股的市值是19.53万亿元。如今的流通市值是15年前流通市值的35倍多。

　　具有“5·19”情结的投资者在市场纠结之时，往往会寻找符合与不符合历史重演的条件。

　　宏源证券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唐永刚用一组数据说明了行情没启动的原因：“行情要起来，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量。从上述‘5·19’的A股流通市值与现在的流通市值比较来看，现在大约是当时的35倍，要想发动当时级别的行情，日成交量也要相应地放大35倍。但‘5·19’当天的成交额是42.5亿元，其35倍是将近1500亿元。但现在上证综指对应的日成交额仅在500亿至600亿元，仅为当年的十几倍，距离1500亿元相差甚远，现在没有行情也是很正常的。”

　　李大霄表示，“5·19”行情时投资者远没有今天这样广泛，大部分都没有进场，和今天动辄1.3亿的投资者数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数量小的优势在于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后备队。今天的投资者数量虽大，可大部分都是受到严重伤害的，经过6124点、1664点和现在2000点的洗礼后，他们的身后已经没有强大的后备力量。

　　启而不动的行情

　　有行情需要多个理由，没有行情却只需要一个。

　　唐永刚表示：“1999年之所以可以出现‘5·19’行情，与国际上当时出现的网络科技革新密切相关，而目前如此有影响的变革几乎没有，有的都是小的革新，目前的科技创新动力远不如当时。股市要想起来，要么靠传统的权重股，如金融、地产，要么就靠创新股，而目前这两股力量都不够强，不足以撑起股指。”

　　“上证综指还徘徊在2000点，是多空双方对于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唐永刚称。显然，这与当年“5·19”引资金入市的政策有差异。

　　华安基金副总经理尚志民也向记者表示，如果单从指数看，上证指数和沪深300被传统经济、过剩经济中的权重行业所霸占，靠现在的行业，出现指数上的牛市的可能性很小。

　　在尚志民看来，如果经济转型比较顺利，就会引起市场较好的预期，但在充分认识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后，“我不相信5年能完成转型，应该以十年计，这么大的经济体转型，哪有说今年下决心，两三年以后见效，它是个渐进的过程。”

　　信达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刘景德认为：“与15年前类似的条件是，当时股市也是在低位盘整的很长时间，整体市场估值比较低，现在股市盘整时间更长，市盈率更低。但行情没启动的关键还是资金。这并不意味着真的没有资金，而是说认可股市的资金不够。”

　　除了资金力量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其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滕泰认为，最关键是因为决策层面还有一些理念没有扭转过来，还受着以前计划经济观念的制约。比如，监管层面仍将股市视为虚拟经济，将它和实体经济割裂和对立起来，对股市的作用认识不足，意识不到股市上涨对扩大内需的带动作用，事实上股市7年不振已经极大抑制了消费、投资等有效需求。监管层还一直倡导“打击投机”，这极大地制约了市场的活跃程度；事实上，在一个真正市场化的市场里，投机与投资有着对等的地位，只要是合法的就是值得鼓励的。未来如果要坚持市场化改革，这两点思维必须扭转过来。

　　市场底在哪里？

　　记者采访的多位基金经理均认为，目前政策微刺激、货币宽松倾向都已明朗，政策底已出现，但由于地产投资的下行趋势延续，以及政策刺激还未显效，经济底还需等待观察。

　　在上投摩根基金看来，新“国九条”政策重在中长期利好，短期影响有限，短期内全面降准的概率也较小，市场仍将在IPO重启的负面情绪影响下反复“磨”底。但从历史看，市场底一般都在政策底与经济底之间形成。

　　刘景德认为，2000点是政策底变得很明确，行情事实上具备随时启动的可能。与1999年相比，股市多了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且融资融券已经初具规模，对券商利润的贡献率有10%的水平。如果行情起来，这些工具会用来做多，能起到助涨的作用，就和现在股市起不来，这些工具用来做空起到助跌的作用一样。

　　诺德基金则提示，老“国九条”出台后先是给市场跌破千点的绝望，之后才是波澜壮阔的疯狂。

　　老“国九条”在2004年1月底出炉，天量的国有减持股票如猛虎出笼，时值经济高速增长，而股票市场却跌跌不休，直到2005年6月跌破千点后，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股票市场重回经济基本面，展开了史上罕见的一轮超级牛市。

　　十年轮回之后，这次的“新国九条”主要就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而其核心的精神，在于“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规模”。

　　诺德基金指出，地方政府债务泡沫、房地产泡沫、制造业和基建的产能泡沫，都与信贷泛滥有着莫大(博客,微博)的关系，必须摆脱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逐渐加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才有可能盘活存量，走出困境，激发更多的增长潜力。

　　只有经历阵痛，才能见彩虹。市场同样如此。

    （记者 郑桂兰 付刚 包涵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