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体系出了问题，诱发的原因是美国金融自由化以后监管的缺失和泡沫破灭之后的低利率政策。美元和黄金脱钩导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失去制约，使国内不平衡的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是货币的问题导致了贸易失衡，然后导致结构的失衡。她设想的改革思路是把SDR逐渐打造成一个货币锚。

　　一、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危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加上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误。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应该承担责任。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自由化，允许高杠杆，增加流动性。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采用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它的利率到2003年6月降到只剩一个百分点。很大的流动性加上低利息，就鼓励了投机性行为，大量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造成房地产泡沫，同时也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票市场泡沫。资产价格的上涨，带来财富效应，美国人开始增加消费，美国家庭的赤字增加。由于战争，政府的赤字也增加了。美元是国际货币，可以靠印钞票去买东西，造成流动性过剩，不仅催生到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股票泡沫，而且还造成大量资金外流。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

　　量化宽松的消极后果，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量化宽松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量化宽松进一步加剧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量化宽松本身有通胀的倾向，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其次，量化宽松也影响了中央银行信誉，央行由原来的反通胀立场变成现在一再采取刺激性政策。再次，量化宽松本身对于国际金融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既延缓结构调整，又可能会导致过度的冒险行为。他认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期望过高，因为发达国家缺乏改革的动力，各大国也不愿意为履行国际职责在国内政策上做大的让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到一部分主权的让渡，下一步研究应把利益诉求分析清楚，分析不同集团的需求，然后求最大公约数。建议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宏观监督、加强金融监管、改进IMF治理、增强危机应对等措施，以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造成全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形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外部催化剂。2003年非典爆发之时，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会议就讨论了中国是否应考虑让人民币和美元脱钩的问题。当时吴敬琏说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和美元脱钩，否则门槛太低，人人都出口，好企业会被拖垮。中国错过了时机，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000亿美元，现在是3.5万亿，当时如果进行调整，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到进退两难的状况。应该改革、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老想往后放。比较现实的选择，恐怕还是多种主要货币并存的格局，至少对美元能形成抑制。美元、欧元继续存在，增加SDR和人民币的作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革货币体系。我们应该有各种预案，虽然现在可能用不上，但一旦需要，我们要有东西、有准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体系出了问题，诱发的原因是美国金融自由化以后监管的缺失和泡沫破灭之后的低利率政策。美元和黄金脱钩导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失去制约，使国内不平衡的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是货币的问题导致了贸易失衡，然后导致结构的失衡。她设想的改革思路是把SDR逐渐打造成一个货币锚。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

　　国际不平衡的责任是美国打三板子，中国打一板子，货币体系也打一板子。美国的监管政策允许没有首付就可以买房子，这是政策错误。如果改成必须要50%的首付，美国可以提升储蓄率，减少过度消费，减少贸易逆差，美国政策的改进可以减少不平衡。中国有三个长期变量，汇率、养老金、人口结构，这些变量如果改变，我们的贸易顺差可以从当时GDP的7%到8%变成零。也可以缓解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而导致了低利率，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来看，估计美元本位制和美元非本位制的体制下美元利率的差别是20到30个基点。有作用但却是有限的。

　　IMF高级经济学家武涛：

　　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要负六七成的责任。主要原因不一定是它的货币政策，而是它的金融监管，财富效应所引起的消费过度、信贷过度。至于这与美元在全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地位的关系，未必有那么大。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各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私人资本取代政府资本成为资本流动的主流，其波动性、盲目性使得有限的贸易失衡所带来的危机被放大，是危机频发的真正原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曙：

　　危机发生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每一次储备货币紧缩的时候，都会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但紧缩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危机是在宽松的时候埋下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来的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危机，都是由这个导致的。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本质和缺陷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力臻：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汇率自由波动与波幅失控的矛盾，国际货币制度缺少有效的汇率内在稳定机制；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和监管失控的矛盾，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国际游资的监管长期处于缺失和失控的状态；三是世界货币承担双重角色的矛盾，当美元的对内价格稳定与对外价格稳定发生矛盾的时候，美国常以本国利益为重而牺牲他国和世界经济利益；四是维持汇率稳定时，国与国之间收益与损害的非对称性矛盾。从长远趋势来看，既不依赖黄金，又不依赖于某一强国货币的全球统一的非主权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大趋势。而近期趋势是国际货币的进一步区域化和全球范围的非主权货币的进一步强化。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师李建军：

　　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元本位的关系。美国有世界最大、最完善和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投资产品，而许多国家为了出口及稳定汇率，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美国愿意也有能力吸收美元，其他国家愿意并且有能力接纳美元，形成了平衡的货币需求，这支持了现在的美元本位。世界各国在美国拥有的各类金融资产实际上都向美国的家庭或者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使美国的家庭和企业出现过度的杠杆化，助长了美国过度的消费信贷，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未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各国不断努力下，包括美国的自省，可能会出现新的货币体系；二是在美元强势回归下，我们又安于现状，回到旧的体系，成为新的危机的起点。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

　　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化的四种情景。所谓“变化”，主要是围绕着货币本位展开的，又分为渐变和突变两类。影响渐变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的此涨彼消、意识形态的减弱、贸易与金融的发展。因为这些因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在2025年可能出现三种情景：美元仍然占统治地位、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SDR成为主要全球货币，其中多元储备货币并立的可能性最大。突变的因素，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四种场景：第一种是美国、欧盟都安全度过这一次危机，这是正常的一种变化。第二种是欧债发生重大危机，导致美元地位得到加强。第三种是美元发生重大危机，可能导致SDR使用范围扩大、人民币地位加强。第四种是美元和欧元同时发生危机，引起全球的经济崩溃，可能会暂时回到金本位或形成分割的货币区。情景三、情景四是小概率事件，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如果危机能够安全度过，未来最有可能的情景就是形成多元储备货币的格局；如果发生重大危机，将会推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

　　马骏：

　　美元本位的体制不是导致全球危机的最主要因素。危机前后这四五年当中，美元地位没有变化，而美国的经常性项目逆差大幅度下降，同时中国的经常性项目顺差也大幅下降，美国和中国各自通过在国内的一些政策改革，加上其他因素，在不改变美元本位体制的情况下，就使国际不平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的国家，其危机的原因大部分是自己的外债太多，不管用什么货币发外债，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支付，总会出现危机。

　　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不够，一般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如果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IMF只在危机发生时起一些作用，正常的情况下很多经济学家无事可做。全球资本项目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改革的空间或者监管加强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1960年特里芬提出，美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必然要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逆差从而导致美元贬值，但若要保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美国就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构成一个悖论。我认为特里芬悖论慢慢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渠道可以向全球提供流动性，而不致引起贸易逆差。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可以货币互换，或通过民间的互换，即他国用外币买我的人民币资产，我也输出本国货币到国外去，这都不影响贸易逆差。还有“第三方”创造的货币，比如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如果香港银行体系能够贷款起来，潜在的贷款可能是五倍，使7000亿元人民币存款变成35000亿贷款在全球市场流动，这跟中国的贸易顺逆差没有关系，使得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不受贸易顺逆差的制约。但是到一定程度，从全球货币第二名变成第一名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会发生相当程度的特里芬悖论。现在美国遭遇的是新的特里芬悖论：即美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和其他国家储备当中必须要持有相当多的美国国债。这种情形可能造成的危机是更应该关注的。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最需要建立的是货币汇率的协调机制，以此抑制一些国家的货币超发。可能的情景有两种。一是扩大SDR作为一个锚，各国汇率按照一个范围浮动，有点像欧元之前的欧洲汇率机制，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很大，也未必最优。二是在今后三五年建立国家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汇率协调机制，比如在中美之间，这可能是更现实的且更容易调节。这种协调机制最终能否有效，取决于每一个国家自身的金融实力。中国在今后几年的关键，是进行金融改革、提升自己的金融实力，要实行汇率市场化，或者资本账户一定程度上的开放。

　　武涛：

　　特里芬悖论在狭义上不成立，但在广义上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和发展，从狭义上来讲，特里芬悖论和贸易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关系不存在了。从广义上来讲，每一个全球化的货币发行国都面临短期、长期目标的冲突，其长期目标是要维持自己的币值以维持别国对本国货币的储备和投资需求，而短期目标常常必须要通过贬值以够维持顺差，短期和长期的矛盾对于美国、欧洲、中国都存在。

　　管涛：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看法。首先，对于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不能过分高估，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主要还是内部失衡造成的。其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实存在很多缺陷，但没有什么完美的替代方案，而且主要发达国家也没有改革的动力，国际货币体系大动基本上不太可能。最后，小变、渐变是一个现实，储备多元化可能是一个发展趋势，资本管制和金融监管的加强也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