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泽颖：您创作了很多作品，影响非常大，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的第一篇都是您的书，您的作品。为什么写得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来创作?包括对于这种国家的重大题材的把控，都是来源于什么?

　　【何建明】：如果不谦虚说的话，就说好像写作的对手不是太多，如果谦虚的讲的话，我只能说我们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对手不多，所以我自己写出来了。但是我真正严肃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正确的答案，第一确实我们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我的同行有两种原因没有达到这种，为什么我的作品老在比较前面，或者说很少有人超越，这就证明我们这个队伍不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永远在第一名的话，就能证明这个运动这个项目是不太行，没有普及。所以这也是我感到很忧虑的，或者另一个受到别人攻击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只要参与评奖，国家奖什么的，基本都跑不了。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写得还是不错。从正面讲的话，我谈一些自己的体会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观非常重要。就是你选择的题材，是否符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立足点，价值观，价值取向，是不是跟着时代同步走，这非常重要。作家有很多种，有写诗的有写小说的写电影的，创作的方向也都不一样。有的人专门写历史，有的人专门写比较黑暗的，有的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家毫无疑问，像我这样的可能就写现实作品比较多一点，可能就紧跟这个时代，可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比较喜欢表达一种大的题材，气势磅礴的题材和那种富有激情的情感和特点的那种人物，因此我选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类的。有人说报告文学选材就是占了50%，剩下的就是创作。选材特别重要，选好材你就有可能成大器。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人选好材就是没有成大器。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如何表现。所谓的表现就是怎么写，怎么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你要把真实的客观的事件写好的话，首先就要有一种劳动的态度。我们现在很多的作家三脱离，我们现在要三贴近，因为三贴近对应的面就是三脱离，很多作家住在书斋住在家里，不到生活的第一线去，他怎么可能写出那种现实的火热的生活呢。所以我做得还算可以，一直没有脱离现实。即使现在身为部长级干部，我从来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说我有多大的官，只是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下去以后人家把我当大官了，说这个部长级干部还出来写稿子，不太适应，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们写作，如果我官大的话，可能我的政治眼光、判断力更强一点，不能是因为这个我就放在前面，把我是作家就放在后面，这不对。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所有的我的经验，职务都给我提供了一个作家的这种成功的东西，有经验的东西，更好的铺垫我的写作，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劳动的问题，劳动特别重要。我现在我给你讲这方面，可以讲半天，我怎么创作的，至少可以讲一点，05年的时候我是全国唯一的作家当中的劳动模范。我觉得其他的称号不重要，劳动模范这个称号我还比较看重它，是因为一个写作者能让人家公认你是一个劳动模范，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承认我的劳动，我确实很辛苦，即使现在，我白天要处理日常工作，我分管的单位也很多，我写作都在星期六星期天，每年放长假的时候，马上春节到了，我就特高兴，为什么呢?没人打扰了，有那么五六天七八天我可以集中时间，我的长篇都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今年我又安排了一个，我想要写这样的长篇，所以这20年来我一直这么走过来的。我庆幸自己的这种劳动或者是我珍惜这种劳动，我曾经写了一个博客文章叫文学承接，我的承接都是跟文学有关的，因为我在写作。可以记忆很多很多东西，这是劳动的态度。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有专业的本事。叙述一个作品，不管干什么事情，你必须有真本事，您的作品再劳动，官再大，再深入生活，你拿不出好作品来，所有前面的这些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人家也不会承认你。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完成应承担的使命，所以劳动，价值观和你个人的积淀，最后才是你的创作，你的笔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否健康的成长是有几种因素在里面，首先是否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事业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选择正确的方向以后，你要做出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的时间，要全力关注全力以赴的完成这种使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必须有自己真实的本领，加起来才能实现你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和幸福的人生和高端的人生。

　　肖泽颖：您刚才说到这个使命，而且刚才还谈到作为部级干部经常深入第一线，您曾经把自己称为是一名冲锋的战士，为什么还要去冲锋?

　　【何建明】：你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的我的同事、朋友包括家里人都会提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认为不冲锋不行。为什么呢?既然选择了文学，选择了我要去关注那些我所需要的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放不下。比如有的时候一个普通人找你，普通人找你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我解决他日常的东西，如果文学这个角度，他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乞丐，他是一个在西单的地下道弹琴的那个西单女孩，我都会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代表了这一个时代的某一个群体，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了我们这个时代，关注了这个国家。当别人没有去写的时候，你就得去写。我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迫使我自己不断的写，不断的推向极致。为什么呢?太多太多，国家的事太多，老百姓的事也太多，所以别人没有写的时候常常让我感觉为什么不去写，为什么我可以去写的时候而放弃呢?这种为了就会迫使我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所要追求的那些东西。人家说你已经混到这个份上了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当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如果你想不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基本也就终止了，因为你活着没有任何价值。就像你电视工作者，当你热爱电视工作的时候，让你放弃摄像头的时候你会束手无策，你会碌碌无为，你会什么事都觉得烦躁，因为你不知道干什么，人生失去方向的时候才是最可悲的。一个人有所追求，而在追求过程当中得到某种满足的时候，很有幸福感的时候才是充实的人生。

　　肖泽颖：我们举例来讲，1995年的那部作品《共和国告急》揭露中国矿难内幕的报告，您当时为了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深入矿区，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和黑矿主进行较量，甚至被他们拿着枪对着您，您还继续进入采访的状态。我想知道这真的很重要吗?这个作品比生命更重要吗?

　　【何建明】：第一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不怕。没有想过那么害怕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小人物，你能拿我怎么着呢，这是一个。换现在我是不是考虑多一点，可能是会这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人物，你如果是一个黑矿的矿主，可能比我架子更大，你把我打死了，你想挣钱也挣不着了，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另一方面我如果不去的话我采访不到那个事的，所以你怎么处理我都行，我只要采访到材料就行了。所以当时想得这么简单，也是那么做的。在那个时候你说什么重要?我的生命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当我认为可以唤起另一个生命跟他比较的时候，他不值得把我杀了，那我觉得我生命不会存在问题，即使受一点惊吓，但是不至于被他枪毙了，干掉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最终目的是要获得采访的材料，所以我要去深入。但是实质上后来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现在出去采访，比如抗震救灾，突然来一个，你这个生命也会很危险，我上次在512大地震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去采访，一个大石头滚下来比这间房子还大，我们正在吃惊的时候突然我们刚刚走出来没多长时间，大概走了五分钟，然后地动山摇，是什么呢?余震来了，我们一个团里的其他人，他们在成都吓得，问我们怎么回事儿，怎么样，其实我们刚刚离开那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种事也会有。就是说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写作，你为了实现写作的目标或者说你要获得第一手材料，有的时候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而这种代价我认为是值得的，即使发生万一，他也是值得的。

　　肖泽颖：你当时没有什么矛盾吗?

　　【何建明】：没有什么矛盾，实际上这部作品是92年写的，92年93年就在写，获奖是95年，发表是93年94年的时候。在当时我想得非常简单，我的生命不值钱，我的生命不值钱的前提下我要去实现我的采访对象，现在我认为自己生命比以前是不是值钱一点，但是为了某种目标和任务的时候，生命依然是放在第二位的，生命所有的价值都是实现我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当我这个追求没有了，生命也是不值钱的。所以他是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的一种关系。我们过多的看重生命，你的自然生命当中你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做出个像样的事情，你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你想想看，为什么有的人活着就像死去了，人家都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死去了几百年几千年依然还活着，我认为这有他的道理。当然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有权利让他平平安安。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当某种职业或某种事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让它闪出光芒，也许就是死亡后的光芒，也许是死亡的瞬间就是光芒，也许你没有死亡也同样光芒，有的时候可以选择，我们是在那个阶段和在那件事情当中做出取舍。

　　肖泽颖：您觉得这部作品《共和国告急》，最终它取得的这种社会影响力和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何建明】：尽管那次采访我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非常艰难的人和事，当我写完这部作品以后，我在呼吁各界要关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在20年前就在呐喊，今天人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那个时候人们是麻木的，没有在乎，因为改革开放时间不是太长，大家觉得好像挖点矿没什么关系，污染点环境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看看，今天雾霾是那么严重，环境那么重视，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关注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我最近看到北京政府要用一万个亿来治理雾霾，一万个亿等于什么概念，你要创造多少国民生产总值，我们多少人，最后弄了半天流血流汗，回过头来重新去弥补我们曾经付出的那种无为的或者有害的劳动。所以当初这部《共和国告急》，20多年前我就写这部作品，有它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这部作品我觉得能获奖或者说今天人们还提起它，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当初是第一部反映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及矿难问题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所以我非常欣慰当初的选择、付出这样的代价甚至生命危险的代价是有价值的。

　　肖泽颖：《落泪是金》，当时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创作的这个作品?

　　【何建明】：这个作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现在的总理李克强当年是团中央主席，团中央当时提出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大学里读书有困难的孩子，类似像希望工程这样一个工作。因为社会上对贫困大学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希望我去写，然后让社会都来关注，我当时就写了。我写了以后，吓了一跳，中国贫困大学生这么多，还有这么多辛酸的故事。所以走了将近一年多时间，当然不是天天去，因为我是有工作的。但是我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采访了三百多人，走了40多所大学，就这么走过来的。也是流了一路的泪水完成了这部《落泪是金》，所以当时写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抱着一个要把贫困大学生的这种状态反映出来，让社会来关注。因为我对地方大学不是特别了解，我一直在部队工作，没有想到我们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念不起书，我第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陕西蓝田白鹿原的那个事件，夫妻两个就是因为说他的儿子要上大学，还没有去，把他们送到县里的一个中学他已经害怕了，说听说送到那个县里中学的孩子都能上大学，他父亲一想麻烦了，这个孩子要上大学的话我们家里要欠多少债，想不通，儿子不愿意，还要继续读书。夫妻两个人想不开，双双自杀了。你说是愚昧吗?有点愚昧，是落后吗?有点落后。但是最辛酸的是什么?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渴求着孩子出人头地，希望他们有作为，结果当他们真正要去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害怕贫困交不起钱，害怕没有脸面，结果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这么多的人间悲剧，这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人间悲剧，所以这个一直纠着我的心，然后走了一年，完成了一部作品题目也是叫《落泪是金》，落下来的眼泪，这个眼泪四种人的眼泪。第一种就是孩子们，贫困大学生，他们为了上学好多孩子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去打工，广西一个孩子民族大学，一天只有5毛钱，早上不吃饭，晚上不吃饭，中午吃五毛钱，买一个馒头吃一个汤。我问他怎么能支持得住?每天扛不住在民族大学操场上跑5圈跑10圈，然后提提神去上课，晚上的时候累得不行了，完全跑10圈累得不行，往床上一下就睡着了，就这么支撑着上学。听着非常的辛酸，眼泪就这么出来。还有我们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学，他们付出的代价，刚才我讲的这些事例数不胜数。第三个我们的社会，为了这些孩子，有的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一个北方的老人，自己用了20多年时间蹬三轮车，把自己这20多年蹬三轮车赚的钱给了这些贫困大学生，这个老人曾经在09年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都是让我掉眼泪。所以这部书的题目叫《落泪是金》，就这么写出来的。

　　肖泽颖：后来《落泪是金》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也为贫困大学生争取了3000万甚至更多一些的资金，你怎么看?

　　【何建明】：这是15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16年了。当时是这样，这部作品出来以后确实引起了社会极大的活动，海内外的报刊特别的关注，天天铺天盖地的关于《落泪是金》的情况。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团中央有一个机构，关注贫困大学生的一个机构。受到了社会资助将近3千多万，整个社会各大家收到了捐款就不止这些钱。后来中央领导也做了重要批示，所以后来出台了很多很多国家的政策。通过这部作品反馈的情况，让我感觉到也没有想到，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能引起社会这么强烈的反映。当初美国纽约时报都报道了，我天天接受外国的采访，那个时候名气很大了。在大街上都认识我了，这是谁谁，现在没人认识我。这说明什么?一部好的作品，能说到老百姓心坎上的作品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对一个历史的进程都推进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年，贫困大学生的政策、辅助、条例什么绿色通道等等都出来了。去年《落泪是金》举行了15周年的新版本的首发，好多当年的学生都在讲这件事，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想想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除了书上写到的以外，很多人后来将近他们统计了个数，大概有上千万贫困大学生，因为有我这本书引发了社会整个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国家的政策也出台了，所以近一千万贫困大学生受益，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我高兴什么?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一件我没想象到的，比我想达到的效果更大的一种社会效果，我还没有想到的就是说，毕竟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问题一旦国家全民行动起来它的力量是多么了不起。所以一切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万众一心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中国是有大有希望的。我们即使现在碰到一些问题，只要我们清醒的去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一概不在话下，这就给我一种信心和力量。

　　肖泽颖：发表《落泪是金》之后，对于中国的贫困大学生，国家有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捐款，很多方面的支持。最后也会成为为党和国家执政方面提供了什么样的指导?或者说是作为一种蓝本。

　　【何建明】：《落泪是金》如果从政治层面上来说，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既要关注那些好的方面或者是我们不断往前发展的这样一种好的事态，谈到同时要关注那些弱势群体，只要关注好这种弱势群体，我们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和谐。为什么这些年中央特别关注百姓，特别关注弱小的群体，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一个社会的发展主流要特别关注，但是次列、边缘那种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我们特别要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船可能在大海里翻船，有的可能在小湖里就翻船了，这种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而且非常屡见不鲜的。我觉得《落泪是金》给我提供了这样的启示，政治启示，就是有些非常边缘的人群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要非常关注它，不要小看我们的民工，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保安人员，不要小看我们那些打工者。如果他们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起来造反的话，我们难道有安宁的社会吗?难道我们执政就那么坚定吗?非常危险。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和带给我们的执政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千方百计执政为民，执政的时候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这就是我认为《落泪是金》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和执政意义。

　　肖泽颖：您的心态特别的积极，而且您刚才谈到一个词汇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应该做的，强大的责任感来源于哪里?

　　【何建明】：我觉得来自于几种，首先当然是党的教育，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一个作家我们都应该承担这种东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自己内心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要有责任的能人去创造，男子汉要去创造。不管是古今中外，我没有否认女同胞的责任，因为我是男同胞，我是一个热血的男同胞，热血男儿，我曾经战场上都去过，在那一刻需要我们这些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身边的弱女子去承担，男子汉要去承担，所有的男子汉都要去承担，这是一个社会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点。有责任的，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冲锋陷阵，即使现在我依然是保持这种作风，就是需要我们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承担这种责任。我认为不管是在单位在家庭还是在其他方面的时候，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质。跟我当共产党员当干部无关，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人类之所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的本质。所以这种东西我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他不是说我们一定在哪个时代就有的，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承担一种东西，至于承担多少就量力而行，就凭你个人而言。当生命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承担。我甚至觉得当生命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承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生前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用我们自己的作品，来实现对我们生活对我们未来的历史做出的贡献。所以作品他就起到这种作用，作品不是我个人，是对整个社会的，对未来的，我认为内心就是这么想的。

　　肖泽颖：是不是跟您的家乡是苏州，跟苏州的这种精神，这片土地有一定的联系?和自己是军人有关?

　　【何建明】：我认为都是有的。与我自己家乡有关系，我确实认为是有的我不是说北方人不好。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苏州改革开放这么快，这么富裕，苏州人，就说我的妹妹说我的姐姐，每天他们的工作，他们钱已经不缺了，不是一般的有点钱了，他们每天还是长年累月的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你看看我们北方的那些人，我不是说他们不干，一个冬天就半年，平时还有多少时间在干，不断的埋怨这个世界这个客观的条件。南方人特别像我们苏州人也有同样的人，不好的人，但是我觉得大多时候他们很少埋怨，他们自己在干，我觉得这种精神是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要学习的。家乡的土地上给我理念的这种东西我认为也是这样，很多人现在也是这样，他们比我聪明，念的书也比我多，才气也比我大，但是没有走到，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写了那么多报告文学，就是一个态度一个行动，或者光有态度没有行动，或者有态度也有行动没有本事都不行。只有几种素质同时具备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力量，才有一种爆发力。所以家乡的土地对我是和这种自身的品质有关的，当然还有后天的。当兵我认为也是，一个健康的男子汉是必须要经过部队这样的大熔炉的历练，部队给我带来了钢铁般的意志，意志不是先从部队，而是先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这本书，才获得的。但是后来部队十几年，也给了我这种机会和这种客观条件，就这么走过来，我认为你讲的这也有，非常有道理。但是当我们成人以后，当我现在想起来以后我觉得还不仅仅是这样，我觉得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给了我这样的力量给了我这样的想法和给了我这样的平台。如果我没有本事，没有这样的写报告文学我就写书，或者我干其他工作的机会，我就不行。所以这个时代造就我们这样的人，我认为才是最根本的。

　　肖泽颖：前面也有很多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大的事件摆在您的面前都是国家大事，一件又一件的摆在您的面前，自己内心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其实每一部作品挑战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现在手里这本书国家，这本书写的是利比亚大撤离的一个事件，跟我以前的国家叙述都不一样，首先在写作上我觉得突破了，是用电影的镜头来拍。就是用八天时间救出四万人，从一个遥远的万里非洲的沙漠上把他弄到国内来，这个事件本身是惊心动魄，节奏非常快，写作上我必须有这种方式，电影式的这样推进，这是写作的一个做法。但是从更多的我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感受，中国现在发展了，世界上怎么看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遇到了那么多的外交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崛起一方面他认为很吃惊，另一方面觉得我们的崛起是因为学了他们，甚至是偷了他们的东西，偷了外国的东西。我们现在一个先进技术出来，马上就有人说三道四。我们发展了，像日本像美国他们又不平衡，包括越南都不平衡，所以我要让世界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它真实的面貌是怎么回事儿，他对人民是怎么回事儿。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眼里，社会制度一直认为是不讲人权的，我让他们通过这本书来看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让他们看看中国的执政党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老百姓的生命的，所以这本书的国家叙述完全不一样。它里面有外交的，政治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这样的写作，写作其他的也是这样。其他的国家题材的话，每一部作品都会给我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一种是写作上的一种高度，更深刻的是广度上的，每一部作品带给我的都是挑战性。除非我写完以后一点没有影响，产生影响的一定是下了工夫。所以一个作家，为什么称为创作不是写作，我做报告讲课的时候就说了，写作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重复的，创作必须是最初最新的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也是这样，同类的作品更是这样，所以创作者和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就是不断的创新和发现。我的作品尽管是统一国家叙述，但是每一部作品表现的形式、内容和目标以及我设计的这种方向都是不同的。

　　肖泽颖：2000年的时候《中国高考报告》这部作品诞生了，也是记录了中国高考的这样一个大国的历史实况，您能具体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书吗?

　　【何建明】：《中国高考报告》在我的报告文学作品当中也是经常惯用的前景式的反映一个社会形态，这部作品我开始没有注意，而是因为前面写了一部《落泪是金》以后，每天晚上出去讲课，后来碰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学生，说何老师您能不能讲讲反映我们校园其他的，我们校园的生活很丰富，问题也很多。所以当时我就想，大学校园应该是非常丰富的生活，而且非常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希望写一部完整的大学的三部曲，所以我一写大学肯定首先想到了高考，因此我就回过头来写那部《中国高考报告》，这应该是我在世纪交际的时候一部最有影响的作品，应该说并不亚于《落泪是金》，因为它涉及大到千家万户。《中国高考报告》给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是什么?对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人怎么看待制度，怎么看待门第，怎么看待社会地位的一种比较全面的透视。在《中国高考报告》当中，特别是后面三章的时候我基本叙述了对中国一些文化教育和一种知识的观点的看法，做了自己的疏理和评判。所以这部作品也是影响比较大，也是几乎涉及到每家每户的选择，应该在我的文学作品当中是一个起点里程碑，社会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它的现实意义到今天依然存在，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没改变，高考上大学这种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有一点，现在上完大学怎么办?上完大学有没有就业的机会?这跟我当时写的有点差异，其他的方面几乎没基础，这也证明我选择这个题材是对的，中国的教育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改变中国的教育走一小步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走一大步是太不容易。

　　肖泽颖：也有人说您的作品是为了权利而创造，"歌功颂德"。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文学应该承当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何建明】：文学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批判性的一种是歌颂性的，我前期作品像《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他们都认为是批判性的，后期作品好像感觉我都是歌颂性的，其实错了。我首先讲歌颂与批判这是一个表象。比如我写《根本利益》，《根本利益》无论是这个书名还是到内容，反映的是一个纪委干部，一个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主旋律、歌功颂德。没错，他确实是主旋律也是歌功颂德。可是再看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在歌颂共产党形象的时候是抨击了它身边和工作对象中的丑恶的腐败的和人们痛恨的社会的劣根病，这是一部最完整的或者最能体现报告文学功能的作品，它既是歌颂的又是批判的。而客观的讲，包括我写《国家》这部的作品，里面几乎没有批判任何一个人，真的是歌颂的，但是在歌颂的背后，实际上在不断的批判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什么?包括西方世界在内，像美国像英国发达的国家，一直在口口声声讲人权，可是当他们国民在利比亚那个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居然放下自己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脸面，公开的在世界面前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处理他们公民的安危，他们的人情何在，他们所谓的那种一贯的道法自然的脸面在什么地方。中国人是怎么干的，怎么爱惜自己的，怎么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同胞从枪林弹雨当中拯救回来，我用一部歌颂的作品来抨击那种曾经攻击中国社会主义不讲人权的西方世界，同时让人家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形象。这是用另外一种歌颂的形态来批判和抨击另外一种东西。

　　所谓的主旋律和歌颂性，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一讲你就会明白。今天这个世界，骂人，批判人太容易，可是真正要树立一个好的典型很难。一个好的典型，让人家感动、相信，向他学习，朝着他的方向走是多么的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必须客观公正的去反映现实，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恰恰是今天美好的东西，认识得太少，而对丑恶的东西我们看得太多太多。因此我们的视野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变，看到党内有些腐败分子的时候，我们的意识里认为共产党都是坏人。错了。看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当中有点问题的时候，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制度发生了变化和问题，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要客观真实的反映现实，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是这样。不能说写阴暗面的就是有力量的作品，不能说写主旋律就没有好作品，你是不是写好了，才是主要的。写主旋律作品是不是感动了人，是不是客观真实的把它呈现了，写批判的是不是公正的，背着良心攻击共产党那种，有意的把小的东西给他放大，难道这种批判是真实的吗?所以客观的、公正的、有良心的去反映现实才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

　　肖泽颖：您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素质?

　　【何建明】：我曾经说过多少次，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几种素质，至少在我看来特别是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他必须具有政治家的意识和素质。就是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思考一个问题写作一个对象的时候，必须有政治家的高度，我指的政治家的高度是什么呢?政治家看问题相对而言高度会比一般人更深刻一点，思考的问题比较全面一点。

　　第二要有思想家的深度，光政治家的高度是不够的，政治家有的时候还是投机的，他为了实现某一个过程某一个目标他是有投机行为的，投机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过分的投机就成了坏。光政治家还不行，我们必须有一个思想家，他思考问题必须独立的。比如我写《落泪是金》报告，当时记得是中国教育部门一个很大的领导公开的在会上批判，说我这个写得不对，我们现在中国那么好，哪有念不起书的学生，他这是胡说八道，就是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那么黑暗面，难道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吗?所以要客观真实的反映。我觉得一个作家除了政治素质以外，他还必须具有思想家的素质，还不是一般的思想，必须具有穿透力。

　　第三还应该是个社会学家，必须懂得很多知识，我几乎每部作品都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强项，至少内行的人看你的作品还能点头，让外行能看得明白。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采访钱学森，钱学森给我讲了一次课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次谈话跟你讲0，我想一个科学家讲0，0有什么讲的，可是没有想到在科学家的头脑中0是无限灿烂的东西，他说0既是什么都没有，同时也是数字上正负的一个出发点一个终止点，0后面还有负数有无限的数字，0不是没有，如果0朝反方向他是负数，从正的方面他是正能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可以做一个0，你不能做一个负能量的，你要做一个正能量的。负能量的本事越大，给社会的危害就更多，你还不如当个0。0是我们生命的起源， 0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很多东西的。给我一讲以后，我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难道不要这些东西吗?我认为非常必要。

　　第四我们要有普通人的情怀。就是说今天官也很大了，也当了著名作家，难道我就够了吗?不行，这些东西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如果你没有一个普通人的情怀，永远觉得你是对的，你是高高在上的，你是执行者和决策者，错了，你就坐不稳了。我觉得光有四点还不行，最后我们还要作为一个作家，有本事的有技能的有能力的作家，我觉得这五种素质提高下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肖泽颖：为什么现在我们报告文学作品很少能够像其他的比如像莫言的，比如像其他的一些被改编成电视剧，现在被大众所喜欢的这些?

　　【何建明】：你说的这个数字不太准确，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影视作品，我记得电影是20部还是21部，其中有11部都是纪实作品改编的。您提出的问题是说报告文学作品没有小说改编的影响力大，这是有。我们现在一年有四千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大概也就是一百部到两百部，在这个比例当中你会发现并不少。而报告文学作品改成电影电视不太容易改，没有小说那么改得好，我客观的讲报告文学在文体当中有它的劣根病，它没有小说那种艺术的冲击力。报告文学直面现实这些都没问题，报告文学是从新闻体当中转化成的一种新的文体。文体的本身，很多东西是跟新闻连接起来的，你看我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新闻题材。新闻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还要去写报告文学，还要让人家感动是不太容易。小说是反映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东西，而报告文学也有反映人的情感的东西，但是他的主要功能更多的是写事件，而小说不太一样。所以小说改成影视作品确实比我们多，也比我们影响力大。但是这两个文种没办法比较。如果要比较的话，诗歌为什么没有小说改的那么多电影电视呢?所以不能这么去对比，客观上讲，我自己认为我已经有8个作品改成电影电视了。电影电视扩大了作品影响力，让我感觉到如果改好的话比原来的作品影响更大，因为现在关注影视的最多，这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也相信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改成非常好的影视的。我自己其中一部作品《部长与国家》改成电视剧，作为开年大戏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所以好的报告文学同样可以产生强大的影视影响力。但是确实我们作品不多，不够。

　　肖泽颖：2011年的时候您创作出版《国家》这部作品，中国政府对被困的利比亚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了什么样的营救究措施?

　　【何建明】：2012年的我们中国在利比亚撤离将近四万人，这个事件应该说在当时的国际国外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突发事件，你知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在海外的投资，在海外的输出劳动力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在非洲国家。现在世界上每年，据外交部说到国外的净出是8千万人次，8千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将近十分之一的人经常在外面走，国家的资产在国外是非常大的。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利比亚事件当时是非常典型的，突然卡扎菲政权不行了，西方时间要实行封锁轰炸，我们有4万人在那个地方，当时面对这样一个事件怎么办?国内压力非常大，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用几天时间尽国家之力把这些人从遥远的非洲弄到国内来，我们共和国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万里的路，4万人8天时间完成，这个我们从来没干过。《国家》记录这么一个事件，我刚才说过是惊心动魄，显示国家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国家真伟大。我们共产党真是了不起。美国这么强大，英国这么老牌，就是没有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这个多难啊，我们要走多少外交的程序。我们跟利比亚是没有航空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们军机都出现了，我们要走多少路，每一个国家的路我们打通得非常好，是什么原因?我们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外交经验，在这个时候都可以用上了。这么多友好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国内的老百姓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外交部的努力。海内外的企业、机构全力以赴的支持，我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精神，都显示了我们国家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办成大事的。而利比亚事件给了一个精彩的国家形象的展现，所以《国家》闪闪发光，不是因为我的作品，而是因为国家，让我作为一个作家感觉自豪。所以我倾注了对国家的感情，同时国家给我带来了感情。很多里面的细节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们在利比亚跟突尼斯交接的地方，有15000人要通过那个关口的时候，海关简直是乱套了，有5万多人，其中有很多东方人，什么越南人韩国人尼泊尔人，还有菲律宾人，都混在一块儿了。他们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好不容易通过利比亚官方的关系和民间的关系，同意我们走了，结果突然发现我们队伍当中来了很多菲律宾人、越南人，怎么办?利比亚说不让我们走了，这怎么办?只给我们一个多小时通关，最后真是急死人。国家最高领导都快急死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如果再不撤离的话可能利比亚要把海关封死了，在联合国马上要投票制裁利比亚，等于法国要轰炸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堵在那个地方，生命多危险，多少人在焦急。怎么办?最后一个中国人想了一个点子，分不清人，我们来唱中国国歌吧。一唱中国国歌中国人就站在一块儿，菲律宾人、越南人他会说几句中文，他不会唱中国国歌，一下子就分开了，我们的人浩浩荡荡的出关了，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这么多感动的事情让我写下了国家两个字，所以国家两个字它真是金光闪闪，它是有温度的，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这种温暖。所以也是我这样一个作家写作时情感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