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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是破坏古村的“坏孩子”？

　　古村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这是从上到下普遍意识到的问题。在保护古村的阵营中，旅游到底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坏作用，其实是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在古建筑、文物、人类学和民俗学家眼里，旅游是个“坏孩子”。听听冯骥才老师怎么说：“我认为不能把旅游作为村落保护的出路。……旅游如果是为了赚钱，像企业一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定会造成对村落的破坏”。著名古村古镇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多次强调：“乡愁不是喧嚣的旅游……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旅游’的旗号，拆了古村落、古遗址，建起仿古村、仿古街，说穿了就是为了一个‘利’字！ ”。

　　当然，确实也有不少打着开发旅游的旗号大肆圈地、破坏历史地段、为了房地产暴利的商人和官员做了一些坏事：浙江省绍兴市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江村（明代抗倭古所城）被当地政府以创建“绍兴古代抗倭第一城”的设计“拆旧建新”遭到毁灭；河北易县满族忠义村（清东陵守陵村落）被以旅游开发名义遭到拆毁重建。

　　也有不少专家批评发展旅游之后，宁静的村落喧嚣起来了，太多商业化了。似乎一提商业化就是道德不洁，抬不起头了。这个问题也要正确地看待。什么是商业化？商业化说到底就是大众化。谁在引导或主导商业化？显然是购买产品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商业化的东西最后能够成为大众接受的东西，才是真正成功的商业化。所以，好的、成功的商业化一定是大众选择的结果。一个成功的、被大众消费的东西，一定是公共的、大众的，是更多人选择的结果。那些认为商业化不好的观点，是违背基本事实和社会规律的。所以，商业化的本质就是公众的、大众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

　　从历史观看，商业是创造文化和形成遗产的主要动力。商业创造文化是一个主要功能，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南丽江古城、皖南西递宏村、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这些如数家珍的历史文化遗址，都是过去商业化的结果。徽商创造了西递宏村，晋商创造了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有很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都是分布在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水运码头等商业交通沿线的，这都是商业创造文化的结果。

　　那么旅游开发中确实存在的一些破坏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带来了古村镇的破坏？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一个地方的开发破坏，往往是政府计划和经营管理上的破坏，是不懂行的破坏。所以，学习型政府，权力被约束的政府，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前提。不要把旅游开发和商业化视为破坏古村的“坏孩子”，旅游，在这里不过是躺枪的人。

　　一些专家明确指出把村民与古村旅游开发截然分开的做法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一阶段旅游开发政府缺少经验的结果。旅游者本身其实是希望体验到真实的社区生活方式的。那么，如何实现让社区旅游保持真正的社区生活而非空壳一座呢？无他，公平“分赃”而已，也就是说让大家都有饭吃，都能分一杯羹喝，用学者的语言叫做增权（empowerment），说人话”就叫共享发展成果。

　　其实，旅游不仅需要古建筑营造的空间吸引力，也很重视与当地居民的平等交流的机会。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旅游者有积累社会资本的需求，当地居民也需要与外界沟通交流。社会资本是一个人、一个村落、一个城市得以提高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古村落旅游必须依靠当地居民的深度参与，是一种社区旅游。社区旅游是严重依靠社区的，社区的生活方式是主要的吸引物，如果把居民外迁了，“社区”就没有了，“社区旅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了空架子，剩下来的其实就是古建筑旅游、物质遗产旅游了，社区旅游远比遗产建筑旅游来得丰富和更深的体验。原真性是旅游者的寻求体验核心价值之一。保持原有风貌，是旅游规划的根本目标。从这个角度看，说旅游开发会破坏古村，搞旅游的人只好哭晕在厕所好几回了。

　　毋庸置疑，古村镇旅游开发的早期，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官商勾结图谋土地开发利益、缺乏经验等原因，带来了一部分古村镇的破坏性“保护利用”，或者说给原本宁静的乡村社区带来了“喧嚣”。但是与土地管理法和住建部门推行的“一户一宅”“拆旧建新”政策带来的恶果相比，大规模的拆旧建新才是毁灭大批量传统村落的罪魁祸首。然而奇怪的是，对于住建系统和国土系统这种地毯式消灭方式，古建筑专家、文物专家或民俗学家反而不声不响、默默忍受了，没有人谴责这样的批量破坏，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被躺枪的旅游发展。

　　为什么说乡村旅游能救古村？

　　简单来讲，与乡村旅游的巨大消费需求、乡村休闲度假对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城市居民对乡村生活方式的向往、资本和创客对乡村空间的兴趣等社会经济大背景息息相关。随着大规模、高速度城镇化、现代化，古村镇越来越稀缺，越多保留乡村要素而非现代城市要素的古镇，越符合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需求，通过乡镇旅游来保护古村古镇是最好的活化方式。

　　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迁移居住到了城市里。中国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可支配收入逐步提高。现在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达到国际经验所说的休闲度假需求的指标线。中国私家车已经超过一亿辆，自驾游成为乡村旅游巨大的市场客源。“自驾游应该去哪儿”，我告诉你最好的去处是乡村，因为中国每个城市化的国民都在寻找乡愁。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自驾游时代，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休闲社会了，什么叫休闲社会？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不用工作，另外一半上班的人有一半时间左右可以放假，当然老板可能不太高兴，但是员工很开心，端午小长假，可以预见一大批古村落又会挤满了自驾游的游客。自驾游从城市、从大型风景区逐步转向农村，以前很多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现在自驾游也都可以快捷、方便地到达，大家男女老少都想赶紧到乡村去，因为这是在找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在帮助农村发展。

　　公共政策越来越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包括也把乡村旅游作为政府精准扶贫的方式。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已经发了很多文件，比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农业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等。

　　在古村里面开展旅游，很多人担心保护与建设产生冲突和矛盾。其实只要观念更新、方法得当、投资到位、管理跟上，这个矛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清华大学罗德胤教授所说：“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并不矛盾，现代元素进入古村落，对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来说，是有必要的。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成熟的技术‘藏着掖着’进入古村落，比如掩在地下、埋在墙里……”。就连一直对旅游开发怀有高度警惕的冯骥才先生也认为：“古村落里面的居民要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才能留下他们……村落首先是中国农业社会里一个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所以生产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把保护和发展结合在一起”。

　　温习一下上述古村迅速消失的原因：考虑到大面积消灭古村的力量是城镇化和现代化，是一户一宅、拆旧建新的土地制度，是政府推动的建设新农村的政治热情和政绩冲动，是撤村并镇得到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的土地财政刺激，是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而非农民私人所有基础上缺乏私有产权的稳定保护机制，这一切导致了古村落的脆弱和无助。

　　有些人担心旅游会带来古村镇的破坏，恰恰相反，是乡镇旅游阻止了“一户一宅、拆旧建新”的法律和政策措施的一刀切带来的扫荡式的古村镇的大破坏、野蛮拆迁。古村落所具有的乡村观光旅游、乡村度假旅游、乡村文化遗产旅游等的经济价值，给了传统村落一线希望，一丝曙光。正因为古村镇具有一定的旅游经济功能，使其避免了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的“拆旧”厄运。城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农民离开村庄进入城镇，即使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后仍然保留乡村旧宅，但因为在城里赚了钱，有了钱就想造新房子，在“一户一宅拆旧建新”的法规框架下，要盖新房子就必须拆掉旧房子。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告诉他旧房子可以用来发展旅游，可以发旅游财，那么，他就不会盖新房子了，盖新房也会自觉地去保护旧房子了。上海市民喜欢到山里面度假，这个模式随着现在土地改革的尝试，城市访客通过土地产权的混合，未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投资商。当地农民、NGO、媒体，逐步认识到古村镇所具有的广泛的公众价值认同和怀旧消费需求，人们才开始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法律法规硬性规制的拆旧建新的脚步放慢或停了下来，古村因此得救了。

　　以古村镇为基本资源开发出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与基于长城、颐和园、九寨沟等文化和自然景区的旅游目的地不同，乡村旅游基本上是无景区化旅游目的地，前者主要商业管理模式是卖门票，但是乡村旅游做得好是无景区化旅游目的地。无景区化旅游目的地主要是城市居民自驾游到农村去，一路上随时可以停留，向乡村张开翅膀。这就需要政府做无景区化目的地，到处可以有非常好的服务，比如说旅游规划和其他规划合一，农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访客和当地农民和谐交流。

　　上面说过乡村旅游是一种社区旅游。古村旅游也是一种社区旅游。社区旅游往往就是那些当地居民的生活常态、生活方式也被旅游者、外来访客视为有文化特色和满足好奇心的一个对象。人及其生活，当地的活的文化传承，是具有重要旅游资源价值因而也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在政府权力和资本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当地居民虽然本身的居住、生产、生活和文化景观构成本地最为关键的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但他们却常常得不到规划建设、景区管理、利益分享的参与及合理收益。由于担心管理不便、利益分配不均、商业信用不可靠等原因，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常常宁愿选择更为简单粗暴的全部外迁的办法来推进历史地段的旅游开发。阮仪三教授说过：要“让民间力量参与到传统民居保护中……产权问题是个谁也迈不过去的坎”。东北大学设计系主任赵琛认为：“国保、省保，不如农民自保”。他们说的，不管是保护问题，还是我说的利用问题，都要注意农民的产权和他们对利用效益的分享权利。

　　吴必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节选自《乡村旅游救古村 乡村规划要谨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