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改变政策需要一场通胀危机
格林斯潘原罪
在理论上，最佳业务规模上是由经济规模决定的。汽车行业的公司规模往往很大，原因是汽车开发成本太高了，做大规模可以让企业有能力推出多种型号的汽车来分散风险。石油行业的企业规模现在也大幅扩张，因为发现和开发油田的成本比过去多得多。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顶尖银行对信息技术的投入高达几十亿美元。但金融行业的公司规模日趋庞大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技术，而是格林斯潘。他的货币政策推动了金融机构做大规模。格林斯潘是当代金融行业之父。他首先提出了在经济下行时期大幅度削减利率，在复苏时期再缓慢提升利率的货币政策。此举提高了货币存量占GDP的比重，使得越来越多的资产成为流动性，可以被交易；同时也以低水平的平均利率贴补了债务人。在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主导下，借钱是有利的。
以美国标准普尔指数为例。它曾在2000年上涨到1500点以上，随后暴跌了一半，2007年再次回复到先前的最高位，此后又暴跌了一半，最近又再次涨了回去。这是由正常的市场行为还是由政策导致的波动呢？我认为是后者。如果美联储维持合理的中性货币政策，标普普尔指数将会缓慢上涨，现在超过1500点，而不会有两次危机的发生，美国经济现在也会健康许多。格林斯潘曾经因为在经济下行期快速恢复经济增长而备受推崇，然而，他的货币政策短期有利，长期有害。
不必要的动荡造成财富的再分配。当100个人参与通过扔硬币来决定奖励的游戏时，最终会有一个人得到全部奖金。当资产市场像标准普尔指数一样波动时，会有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这些年来财富不平等迅速加剧，那么多人靠金融致富的主要原因。
更糟的是，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动荡不是随机的，大银行和对冲基金有优势。每一个周期都让它们的规模变得更庞大。伯南克追随了格林斯潘的政策，将短期经济表现置于长期金融和经济稳定之上。难怪“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在他的任期内变得更加严重。
自从格林斯潘开始呼风唤雨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不仅是美国，全世界都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诚惶诚恐。
公认的对于“太大而不能倒”的补救措施就是增强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将大银行变为半国有化。中国的做法是政府既承担负面风险，也获取正面收益；西方国家的做法是政府只负责降低负面风险，而不是获取正面收益。这两种做法都不会奏效。金融机构倾向于只为员工服务，而不是为股东、消费者和政府服务。
美国政府试图限制银行的业务范围，欧洲政府试图限制银行家的薪酬，中国政府试图告诉银行应该把钱借给谁，不借给谁。所有这些措施都效果有限，反而刺激了影子银行的发展。
人们普遍相信美国银行已经在去杠杆化了，这被吹嘘为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好处之一。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未偿还债务总额，尽管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顶峰时期的水平。在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银行真的会有降低杠杆率的激励吗？
欧洲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超过GDP的3倍。任何可接受的去杠杆化速度都需要十年或者二十年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安全水平。不管欧元区银行的政策是什么，“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持续存在。
在过去五年里，新兴经济体的银行由于来自发达经济体廉价的流动性涌入，其规模已经增长到名义GDP的两三倍。“太大而不能倒”成为威胁其金融稳定的巨大风险。由于信贷的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在两年内面临金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显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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