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59家企业生死劫

　　地方政府凭借生硬的行政权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措施，让杭州富阳市的59家企业及其管理者正面临生死大考。当政府之手强势取代市场机制的时候，不只会扭曲产业成长的路径，还可能有悖私有财产权利。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的黑幕也往往在所难免

　　站在办公楼的阳台上，望着不远处空无一人的造纸车间，年过半百的陈大祥终于禁不住潸然泪下。自去年8月份以来，他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呆呆的站在这里了，悲伤、无奈和愤懑清晰的写在他略显沧桑的脸上。当他回过头来面对记者的时候，他迅速的擦掉眼泪，露出一丝老农式的朴实笑容：“今年春节是我有生以来最不开心的一个春节。”

　　往日里机器轰鸣的工厂突然被要求关停而变得安静，这种变故留给陈大祥的肯定不只是曲终人散的伤感。他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农民到拥有这家年产值数千万元的造纸企业，经历了整整15年的艰难打拼——他的创业梦想、他的身家幸福、他的全部财富积累无不寄托于此，如今却要随着政府一纸关停命令的实施烟消云散，这怎不让他度日如年？

　　59家企业为何被关停

　　在杭州富阳市，陈大祥当然不是唯一遭此厄运的人。迄今为止，至少还有另外58家造纸企业及其老板正在经受着陈大祥一样的煎熬和企业生死考验。

　　2月17日，《法人》记者见到陈大祥的时候，正值富阳市召开“两会”。不出所料，关停59家造纸企业62条生产线果然成为这个城市“两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此前发生的这59家企业老板在宾馆的一次聚会，据说不仅让富阳市政府的一些负责人感到紧张，也引起了杭州市和浙江省政府高层的关注。

　　“即使是被要求关停的这59家企业，也没人反对中央节能减排的政策，没人反对富阳市政府要求造纸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方向，他们要的是公平、合法、合理。”正在此间出席两会的一位人大代表告诉《法人》记者，这次关停的59家造纸企业属于富阳市第五轮淘汰落后产能的范围，但是这些企业都是有证有照的合法企业，你不能说关就关了，关停企业的善后问题还得处理好，人财物的补偿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再一个，执法要公平，不能选择性执法，现在的确存在一些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却还在生产，甚至有少数企业的审批产能没有达到政府的统一要求，却通过暗箱操作，也未被列入淘汰的范围。

　　富阳作为中国最大的白板纸生产基地，造纸业已然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对于风景如画的富春江边这个城市而言，造纸行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根据公开的官方统计资料，该市规模以上造纸企业就达350多家，纸和纸板总产量占全国8%，白板纸产量甚至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另有资料显示，在富阳市直接从事造纸业的人数接近4万人，间接从事造纸相关产业的人数超过7万人。统计表明，2011年该市78亿元的财政收入有三分之一多来自于造纸行业的贡献。

　　据调查，针对造纸行业存在的规模偏小、产品结构不合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等问题，富阳市从2005年开始，先后实施了四轮造纸落后产能淘汰关停工作。仅2010年，该市就削减造纸产能228.32万吨。这一系列“淘汰”行动一度被当地媒体赞赏为富阳政府的“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之举。

　　谁该为关停企业善后买单

　　“第五轮淘汰的这59家企业为什么反应强烈、抵触情绪很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四轮一些可取的做法没有延续下来。”富阳市政府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在第四轮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政府没有过度依赖行政手段，而是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通过大企业兼并小企业，采取同等产能置换。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要想扩大生产，必须向其他企业购买产能指标，最多7000万元就可购买10万吨的生产能力。需要淘汰的企业，如果直接关停的话，政府给予的补贴是每万吨100万元，若被其他企业购买则是每万吨700万元，事实上列入淘汰行列的企业也愿意被其他企业收购。

　　“第五轮淘汰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是一刀切，凡是审批产能在一万吨(含一万吨)以下的企业都要关停。”已被列入淘汰范围的企业主李向东向《法人》记者解释，这一轮被关停的59家企业的审批产能都在一万吨以下，关停之后，除了得到政府100万元(每条生产线)的补偿外，不会有其他补偿，因为审批产能一万吨以上的企业根本不需要收购淘汰企业的产能，通常也能扩大生产——未批擅建的实际产能即使是远远超过审批产能也不会受到严厉处罚。这样一来，这些企业也就没有了收购动力，被淘汰的企业只剩下一条血本无归的关停死路。

　　李向东算了一笔账，第五轮关停的59家造纸企业共包括62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当初的建设投入至少在1500万元以上，还要占地15亩建设车间厂房，投入污水处理设施。每条生产线平均年产出达2000万元，上缴利税300多万元。两项对比，政府补贴的区区100万元算什么？如今说关就关了，那么企业的银行贷款、民间借款怎么还？原料欠款和应收款怎么办？如何解决企业员工(每条生产线至少75人)劳动合同终止问题？空置的厂房又能做什么？

　　“我真想哭啊，可我是男人，我不能哭。如果说我们违背了环保法规，你要关我们的企业，我心服口服，但我们的排污是达标的，也是经过许可的，这么多年来环保这一块我们都是根据政府的指令去做的，并且投入了巨额资金。”李向东说，他的企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创办的，开始有三个股东，后来另两个股东因为种种原因先后退出，他不得不咬牙借钱把退出股东的股权买了下来，刚刚理顺股权关系，企业却要关停了，近千万元的债务让他想死的心都有。

　　随后，59家企业给富阳市政府递交的一份情真意切的求救报告似乎也没换来任何同情，李向东给《法人》记者出示的来自政府部门的一条手机短信印证了这一点：“请收到信息的各企业，务必按照(富阳)市经贸局对第五轮关停造纸企业的时间节点，在2月底之前拆除全部造纸设备。”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些拒绝关停的企业主甚至受到了某些政府官员私下的警告：如果不服从关停命令，小心税务局去查你的税。

　　根据富阳市政府提供的《关于富阳市第五轮限期淘汰关停落后产能造纸生产线(企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关停的范围和对象包括：以废纸为主要原料，审批产能1万吨/年(含)以下的板纸生产线；以废纸为主要原料，1880机型(含)以下、单机审批产能造纸工业功能区内4000吨/年以下、造纸工业功能区外5000吨/年(含)以下的薄型纸生产线；企业审批技改时明确应拆除且未拆除的生产线；特种纸、高档纸生产线(企业)暂不列入淘汰范围。

　　淘汰落后产能背后或涉官商勾结

　　“《实施意见》规定的淘汰标准看上去很明确，但在实际中仍然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据富阳造纸行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方面政府在敦促关停59家企业，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未批擅建违法造纸企业依旧得不到认真处罚。一份公开的资料显示，这样的企业竟达24家，不被查处的原因很简单，这些企业老板通常与政府的某个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审批产能没超出一万吨，当在淘汰之列，但凭着企业老板和政府部门的特殊关系，也以拥有“专利产品”、“高新技术”或者“高档纸”、“特种纸”技术而被保留下来。

　　据此间的一位人大代表了解，他至少知道名为“富旺”、“顺泰”、“高峰”三家纸业公司原来的审批产能都只有一万吨，但在富阳市环保局提交给经贸局的名单中却都变成了1.2万吨，在环保局颁发给企业的排污许可证中也成了1.2万吨产能，以致这几家企业在第五轮淘汰落后产能的政府行动中得以脱身。“这显然有人通过环保局做了手脚。”这位人大代表愤怒地说。

　　另有知情人士也表示，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以所谓“技改”为名，以小改大——肆意提高企业的实际产能，超审批产能生产，超许可排污。据他估计，类似非法技改企业在富阳市至少有20家以上，譬如东南纸业、神龙纸业、天鹏纸业等等，这些业主大都仗着在政府里有些门路，仍然在放任自由的生产，似乎是谁也管不了他们。

　　不过，上述人大代表和知情人士的说法在富阳市环保局并没有得到证实。环保局办公室一位费姓女士在详细记录了《法人》记者的采访证件后，对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表示了质疑：“关停59家企业的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你们怎么又翻出来了？我们该说的在报纸上都有，第五轮淘汰落后产能都是由经贸局牵头的，你找经贸局去。”

　　“关停59家企业的名单不是由环保局提供给经贸局的吗？环保局参与了吧？”记者问。

　　费女士随后保持沉默，不再理会记者。倒是坐在费女士对面的办公室主任(其同事指称)发话了：“不只是环保局参与了，全市人民都参与了，你找经贸局去吧。”

　　富阳市经贸局一位干部以分管副局长在参加市里的“两会”为由婉拒了《法人》记者的采访。不过同环保局的费女士一样，经贸局的一位干部也提醒记者看报纸，经贸局的说法都在报纸上。事实证明，“看报纸”的提醒也并非子虚乌有，记者在2月17日的《富阳日报》上还真读到了富阳市经贸局有关负责人的雄心壮志：“富阳开展了五轮造纸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行动，淘汰一批产能小、产品价值低的造纸生产线。在2015年前，富阳还将开展多轮淘汰关停落后产能行动，逐步提高关停的产能标准。理想目标是到2015年，富阳的造纸企业数控制在50—100家。”

　　在富阳，几乎没有人怀疑经贸局这位负责人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因为政府想做的事情在这里总是能够畅行无阻。只是如何合法合理的淘汰落后产能，如何回应企业主们在行政命令重压下的苦苦挣扎——这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显然还无暇顾及。

　　作为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副主任和著名的纸业战略专家，郭永新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告诫对富阳政府的决策或许有所启发：从短期看，通过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必然会使一批企业为整个行业腾出市场空间，有助于龙头企业更好地占领市场，提高份额；但是从长期看，逐步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目标是实现节能减排、解决产能过剩和技术升级相互促进，最终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淘汰落后产能不能光靠政府行政命令解决，要靠竞争、技术进步，来挤掉落后和弱小的企业。否则过几年再看，又会再一次出现产能过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大祥、李向东均为化名)

　　节能减排要让市场说话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无疑是2012年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之一，而加快推动节能减排、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则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关键词。这是几个月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明确信息，但经济观察家们很快发现，在节能减排方面，这次会议提出的精神与以往的确有所不同——除了强化节能减排政策引导之外，更加强调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这种表述的变化凸显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市场机制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而这恰恰是挖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最佳途径之一。

　　为此，《法人》记者搜集整理了多位专家关于“节能减排”的真知灼见，对于地方政府实施节能减排、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将不无裨益。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

　　过去各地政府为冲刺完成年度节能减排任务的非正常之举是拉闸限电，关停企业，这种不可持续的做法必须改变。要改变现状，一方面应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另一方面应该逐步挖掘节能减排的市场效益，让企业和政府等参与主体看到节能减排的经济效益。

　　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协会专家孙小亮：

　　(节能减排的市场)效益可以集中通过合同能源管理(EMC)来实现。通过健全的节能量统计和审计环节，进行节能改造的企事业单位能够看到量化的节能效果，并且还能获得政府的节能补贴和奖励。到目前，全国各地已上报到国家发改委的EMC节能改造项目已达769个，涉及上百亿元投资，共获得中央财政奖励4.97亿元。按照“十二五”规划，未来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将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市场抓手，到2015年末，这一领域的产值有望达1500亿元。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专委会秘书长赵家廉：

　　从长远来看，建立污水排放交易制度或是污水处理行业摆脱政府投资单向依赖、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的最佳选择。排污权交易制度此前曾在国内进行过一系列试点，由于过去节能环保未受足够重视，这项措施未进行全国推广。而近两年，国内已有一些地区进行了重新尝试。如湖南省株洲市最近便出台政策，在排污总量控制总体目标下，要求企业必须按照核定指标排污，不足部分可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购买排放指标。这一制度一方面能加强一个地区排污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排污权交易调动企业积极性，同时让一些企业依靠交易获得额外收益，未来应大力推广。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中心教授张成付：

　　“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过多依靠行政命令就是其中之一。比如，为了在2010年末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拉闸限电”成为一些地方单位的应急之策，这种应急对策给人们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显然违背了中央节能减排的初衷。

　　缺乏企业的参与是实现节能减排时的硬伤。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清醒地看到，节能减排必须尊重经济规律，不能过多依靠行政命令，要借助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趋于零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明确并允许交易，市场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当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他人有不利影响，又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以上构成了排放权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

　　建立排放权市场机制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的“酸雨计划”。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该法案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发给每个企业二氧化硫许可证。每一个许可证代表一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许可证总量与每年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硫总量相等。许可证可以出售，也可以等到将来使用。一旦某个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企业拥有的许可证数量，就将面临严厉制裁。在“酸雨计划”实施以前，为了达到减排指标，美国社会每年需花费50亿美元。实行“酸雨计划”后，同样的排放总量只花费了20亿美元，并且参与的企业污染总排放量降低了45%，那些没有参与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排放量却增加了12%。

　　其他一些国家建立碳排放市场机制也取得了成效。如英国建立的碳排放市场减少了化石能源的消费，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德国通过碳排放交易使得环境保护取得很大成就。日本也在积极推进碳排放市场的建设。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市场发展经验表明，建立碳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是实现低成本减排的有效手段之一。节能减排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退出三大机制。市场机制完善了，节能减排就不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