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国企绝非刘阿斗 可以以一敌十万
本轮经济改革在前二十年，基本上是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实施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可惜的是，1998年之后，国企改革的战略发生变化，国有资本在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的同时，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仍然被视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到2003年初，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脱胎换骨，盘踞于产业上游，与中下游的民营经济集团构成楚河汉界的对峙之势，2004年对钢铁、电解铝产业的整顿以及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的“国进民退”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所以，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是破除垄断，给予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当今的国企集团实力强大，已可以“以一敌十万”，绝非当年的“刘阿斗”，自应该自信地拆除“护城河”，允许公平之竞争。
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人们应该都记得，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本轮改革开放的第一场战役，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中央政府就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国务院对大型国企率先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整个19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层与上级“婆婆”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党组织的关系，企业内部厂长与书记“谁说了算”的讨论等等，无不围绕着管理制度的变革，进入19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是在制度上将这一改革往前推进。然而，到今天，再来观察却会发现，强大的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命居然是由国资委及执政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所谓“全民企业”实质已蜕变为“政府企业”及集团利益。
因此，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在本次“两会”上，认真地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
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
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大量事实展示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国企改革的问题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费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须流经的渠道”，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窄命题”。（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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