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骨子里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27年，一个人能有几个27年？”2011年11月，当经济学界将极具分量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四届奖项颁发给“价格双轨制”时，提出双轨制时年仅30岁、领奖时已近耳顺之年的华生无限感慨，“到我们这个年龄，领过的奖还是有一些的，但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我最看重的，因为它是国内第一个由学界广泛参与、自由提名、民主投票产生的奖项”。
从提出双轨制，离开学界被迫下海，到再次回归本行，华生的27年看似转了一个圈，但“学术情怀从未离开”，因为“我只是一个学者”。
“我其实是一个挺叛逆的人”，在常人眼里总是文质彬彬的华生表示，自己的命运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修养与平和是风浪打磨出来的。正因为身处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其实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设计过渡机制”。双轨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桥梁，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迈向市场化的枢纽制度，下一步是如何才能实现发行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
“批评总是容易的，但转型社会更需要的是可行和建设性的制度设计。”
莫干山时代：一战成名
“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华生至今珍藏着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杂志，在那期刊物上，有一篇对华生的专访。
文章的标题是《到2000年我46岁》，从版式到插图，毫不掩饰属于那个年代的朝气。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莫干山会议气氛之激昂可见一斑。所谓旗分三色指的是莫干山会议上针对价格改革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案。
1984年9月，正值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前夜——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序幕已拉开，势不可挡。改革的好处开始显现，但改革的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到，决策层正在酝酿和交换意见，准备一个月后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其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被邓小平认为是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莫干山会议选择在此时召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围绕金融体制改革、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等八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为首的正是迫在眉睫的价格改革问题，核心是如何让计划经济之下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稳步转向市场合理定价。
会上，青年学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解决方案，分为三派：调派、放派以及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人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
由于观点完全不同，会上“板砖”与“鲜花”齐飞，甚至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当年刚过30岁的华生也不例外，“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他后来并不讳言，年轻气盛的自己“得罪了不少前辈和同仁。”
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激烈辩论，华生等人的方案脱颖而出，他们提出了放调结合、走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建议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的过渡，由华生执笔的报告也作为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上报中央。次年，在得到中央认可后，双轨制方案正式实施，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路径。
27年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价双轨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价格改革发挥了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作用”。
彼时，华生和他的同伴们都只是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
莫干山会议后荣誉接踵而至。华生受命参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的工作，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1986年，华生因“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一文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在这篇文章中，华生等人首次提出设立国资系统专管国有资产，但他们当时提出国资系统应该让政府成分淡出，不按行政区设立，废除任命制，竞聘企业经营者。上世纪90年代股市设立后，他又进而提出通过资本市场，让国资委的股权通过资本化方式得到社会化多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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