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骨子里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2005年的4月29日，国务院决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随后的五一长假，华生因病住院，但他硬是吊着大绷带写下“市场转折的信号——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方案评析”一文，指出中国证券市场走到了与4年前国有股减持时相反的历史转折点，牛熊转换已经近在眼前。该文于5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见报。
不久，随着股改推进，A股果然如旱地拔葱，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牛市印证了华生的判断。
二次股改：重操旧业
“发审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因此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枢纽是启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
亲历和见证轰轰烈烈的股改，让华生重新回到学界的视野。虽然他没有正式的身份，也不依附于任何一家研究机构，但骨子里，华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学者，他经常“自己给自己布置研究选题”，自掏腰包去田间地头或生产一线调研，从土地问题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在不同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2年，当中国资本市场再次走到变革关前，需要重新推出“二次股改”的时候，他又一次坐不住了。他认为管理层应该酝酿一场新的综合变革，“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市场变革的大文章，准备给过渡机制提供一些新思路”。
在他看来，2007年后股市泡沫破灭后，许多原本被股权分置掩盖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浮现。市场结构扭曲和投机炒作在创业板推出之后，更加凸显和尖锐；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的利益失衡升级。“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继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股市下一个也是更核心的制度变革即发行审批制度的整体性改革攻坚，已经不可避免”。
“前几天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不审行不行’，引发市场大讨论，这也是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不审’是大势所趋，但从‘审’到‘不审’，需要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平稳过渡？这是从“审”到“不审”改革的关键”。
对于市场上对发行审核实行注册备案制的诸多建议，华生表示，如果一下放开审批，将是“拿门板夹病人”，改好了股市弊端却“夹死了病人”，可能会导致市场大幅波动，这是股民和管理层都不能接受的结果；如果只是技术性调整，不触及审核体制的核心，甚至使用行政手段抑制三高等市场扭曲等深层次的问题，则会积重难返，危害大矣。
这篇独家向中国证券报供稿的两万字长文分别于4月12日及4月16日刊出，华生“重操旧业”，为发行审批制度从审核制转向披露制设计了一整套制度设想。
“发审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因此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枢纽是启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
对于发行制度审批这一难题，华生建议，首先放开再融资发行，使再融资发行市场化，其次则是退市制度与资产重组政策的再设计，最后才是市场议论最多的新股发行审批制转为披露制。
对于最难改革的新股发行审批制度，华生认为其将“塑造市场的未来，也是审批制度的核心堡垒”，想要突破只能从多个方面攻坚，一是制订规划和全面修订上市标准，从审批制转为高门槛的披露制；二是建立基于信息披露和统一规则的追责制度；三是为上市公司及各类中介机构松绑、减负。
华生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实现股票发行从审批制向披露制的转变，“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构造脱胎换骨的改革，是一场意义不亚于一次股改即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制度变革，它对于改变中国股市的扭曲结构、夯实价值投资基础和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现在需要的是对规划和方案的论证以及政府的决心和判断”。
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我只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大变革时代的许多机遇，不是努力就能碰上的”
“我骨子里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大家看到我现在比较绅士的一面，都是岁月的磨炼，‘成熟’这个词实际上包含了两面。”对于自己的“臭脾气”，华生并不否认，只是从小黑五类的自卑到经商的颠沛，让他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
坐在记者面前的华生温文尔雅，早已不是在莫干山上挂牌论战时得理不饶人的年轻人。在经历文革、下乡、恢复高考、考研进京、出国留学任教、回国下海，做企业赔钱、赚钱后，重新以学者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华生看起来谦逊平和了许多，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多是“谦和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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