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骨子里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论文成稿后，华生又奔赴沈阳、重庆、南京、武汉等改革试点城市，组织、协助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和实验。他们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与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以及国资委的成立，都有着前后相承的理论关系。但让华生等人颇感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作为青年学者，当时的华生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股权分置改革：回归学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
随后几年，华生的命运悄然转弯。
由于双轨制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提出双轨制的华生等人自然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靶子”。1988年华生赴英留学，后应聘剑桥大学，逐渐远离了学术界。几年后，华生回国，却因“逾期未归”等理由被原单位除名，“被踢下海”。
下海初期，华生搞过养殖、卖过火锅、办过学校、开过书店，“不是被人骗了就是自己赔了”。下海后的七、八年中，华生基本告别了他最热爱的理论研究。他似乎被摔打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人，但其中的艰难沉浮，冷暖自知。对于这段历史，时至今日，华生在采访时仍数次躲过记者抛出的问题，说自己又没做成什么大企业，轻描淡写“不愿渲染”。
虽然未再潜心研究，但他清楚自己的心从未离开，他说自己“贼心不死”。
1996年初，中国股市已走熊三年，许多股票已跌到极点。春节过后，股市连连跳空高开，在宏观利好政策接连不断的刺激下，股市牛气冲天，从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涨幅达124%，深成指涨幅更是达到346％，涨幅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种。年末，管理部门紧急出手，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希望就此拉住股市这头疯牛。
面对自己完全看不懂的中国股市，华生的学术好奇心蠢蠢欲动。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研究，他酝酿了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正面提出后来众所周知的股权分置改革问题。
1997年夏天，华生去看望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时顺手带上了这篇新作，刘国光读后颇为欣赏，便推荐给一本学术刊物，但对方仅发了一篇要文预告就惹来了麻烦。不得已，除了将A股市盈率高低取决于流通股含权系数大小的一段发表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外，华生只好化名“清风”将文章主要部分换了题目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文章发表后，没有在理论界或证券界引起任何反响。
而此时中国资本市场正在酝酿变化，各方有识之士对股权分置问题的争论日渐发酵。200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拉开了国有股市价减持的大幕。
办法公布之时，华生正在杭州出差，工作之余一边沿着西湖散步，一边构思“漫漫熊市的信号——国有股减持暂行办法评析”一文，他认为国有股市价减持动摇了原先流通股估值含权定价的基础，中国股市短期或有震荡，中长期必踏上漫漫熊途。文章写好后，他投稿给几家有影响的媒体，但均石沉大海。
2001年，为股改破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多部委联手召开讨论会议，首次会议并没有邀请华生出席。但一位看过他文章的领导说应该通知他来参会，华生借此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一线，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与中国证券报结缘，开始了多年的合作。
此后几年，股改艰难推进，进入2005年，股市陷入泥沼，各种救市措施失效，股指连续下挫跌破1200点，A股流通市值萎缩到1万亿元关口。
此时，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和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都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推进股改，可以说，股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05年2月，《中国证券报》刊出华生的“中国股市面临大变革”的万字长文，坚定地为股改鼓与呼。文章在2月2日头版通栏刊出，文章提出受股权分置伤害的已不仅仅是流通股股东，还包括国有资产与社保基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说起股改，仍有不少人提到华生和他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与此前刘纪鹏、李青原、李振宁、林义相等一大批专家的鼓与呼一道，对推动市场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关新闻
更多>>
